丁列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20-11-15 02:57

浙江海外招才引智5年,收获颇丰。但未来的引才工作任务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此,浙江海外引才已经开始着力于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形成鲜明的浙江特色。

在这场全球抢夺人才的大战中,“浙江机会”的优势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类创业创新载体对“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解比较到位,这也是浙江省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跨入经济大省的经验总结。

在浙江,像正泰集团构建的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很多,他们正成为转型升级发展的领跑者。浙江各级政府都很清楚,升级转型不是一蹴而就,推倒重来,而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建立研发团队到产业化团队,耗时12个年头,5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先后汇聚于此。陪丁列明走向成功的,还有省市区三级政府。

加之“以才引才”、聘请美国科学院院士成立海外专家顾问团、带有乡土情结的人才座谈会、入乡随俗的party式交流方式的创新运用,使得海外引才取得了预期效果。此外,在海外人才集聚地区设立人才工作站、选聘海外引才大使、与海外人才猎头组织合作亦见起色。

浙江省的人才工作,省委书记夏宝龙简单一句话概括说,当好“店小二”,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

“人尽其才”是浙江近年“招才引智”的原则之一。海外高端引才活动、“领军型创业创新人才(团队)引进计划”均将这一原则作为要点。

传统产业看似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劣势”,但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传统产业实际上是集聚人才的“优势”。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引进后,紧密结合本地的产业基础,人才项目可以嫁接到传统产业,完成转型升级。

在与海外人才洽谈项目时,更多的引才主体是企业一把手。据统计,在海外引才活动中,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直接参与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的占比93%,尽可能减少沟通环节,亦表明对人才的尊重。

目前在浙江,签订引进人才合作协议后,人才项目落地入园的第一件事是新公司注册。原本从项目审批到完成注册最少花三个月时间,现在只用一个多月即可完成,而且许多行政手续均可在一站式服务大厅办结。

1月16日,第六届海外清华学子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在杭州举行。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浙江正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打出了一片发展新天地。他向广大人才伸出橄榄枝,希望海外人才积极投身浙江经济社会建设,各尽所能、各展其长,把论文写在产品上、把研究做在工程中、把成果转化在企业里、把效益反映在市场上,在服务浙江经济平稳发展创新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4年11月,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和平亲自率团赴美澳引才。他们“心中装着诚意,手里拿着名单,眼睛盯着市场”。在纽约、硅谷、悉尼的三场海外高层次人才恳谈会各项准备工作均提前大半年部署,力推“人才+资本+民企”模式;各市分团梳理出重点企业引才需求,并通过各种渠道先期与海外意向人才联系对接,做到心中有数。

浙江贝达药业ceo,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丁列明对此感触颇深。十余年间他都执着于做一件事,研制出第一个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肺癌新药凯美纳,被誉为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中国新闻周刊》从在杭州、宁波等地创业园内创业的海外高层级人才口中得知,“浙江机会”意味着浙江省构建的“人才+资本+民企”创业创新环境生态体系更符合他们创业创新的需求。

在丁列明、姚力军眼中,浙江各级政府不一般。“责任、远见、务实”已经成为“浙江机会”的三大核心要素,而这三大要素构建的创业创新生态更显浙江优势。

这是浙江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新探索。尽管设立海外孵化器尚处探索阶段,但浙江抢占海外高端存量人才制高点的步伐会越来越快,步子也会越来越稳。

凭借着独有的高新技术,该公司于2007年7月正式投产后,第二年即实现销售收入5.9亿元,出口创汇8000多万美元。以首台“中国造”太阳能高端薄膜设备下线为标志,正泰实现由低压元件到高压开关生产,向半导体高端重大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谁都无法保证新项目就一定成功,对于省级千人计划人才项目,有些风险必须由政府来扛。余姚市人才办副主任夏向明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性风投跟进,关键是引导风投和民间资金。

“毫不奇怪,海外人才更看中创业创新的环境生态,在这方面,浙江具有比较好的优势。”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会长姚纳新认为,浙江有370万市场主体,110万各类企业,企业家密度全国最高,民营企业家素质、承载创业创新的能力均高于其他省份。

浙江实施“千人计划”5年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广撒网,全覆盖,数量优先;第二个阶段立足于区位优势,有意识地增加产业规划和布局权重,强调人才与产业的匹配度;第三个阶段则是精准定向,增量提质。

在引才工作总体迈入第二阶段后,梳理需求、先期沟通联络意向性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据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官员介绍,经初步遴选,参会的人都是某一领域的专才,但是否适合浙江还需进一步甄别。若不符合浙江各市产业升级转型布局,只能忍痛割爱。

与丁列明经历相仿的,还有落户余姚市的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姚力军。“历时7年,九死一生,关键时刻,余姚没有抛弃我们。”姚力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没有当地浓厚的创业氛围和政府的呵护,特别是作为“天使投资人”的余姚,江丰电子没有今天的成就。

集团以创新驱动完成了升级转型,成为浙江民营企业升级转型的样本。2006年,曾在美国多家公司负责技术和研发工作的杨立友博士回国与正泰集团联手,创建了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杨立友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姑且不谈最艰难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政府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宽容和支持创业创新的务实做法造就了凯美纳。”丁列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药研发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没有这份宽容和韧性,凯美纳能否走向临床尚未可知,更别说上市并惠及全国广大患者了。

其实,浙江省与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发达省份一样,都是从2009年开始实施国家“千人计划”。面向全球招揽人才,大家起点相同,各有优势。从最初拼资金、待遇,到后来在诚意上下功夫,在寻找差异化优势和优良服务上下功夫。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国机会”响彻全球之际,“浙江机会”开始凸现。起初,“浙江机会”仅是实施经济自救过程中区别于其他省份的叫法,随后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实施过程中,居然在国内外各类人才群体中广为流传。

晖并不讳言创业初期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政府支持的力度,而当地政府给予了全力支持。他的合作伙伴姚力军已在余姚多年,他们一致认为余姚有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余姚政府亦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当他们有了对高端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完善的构想,并提出了新的发展蓝图的时候,令他吃惊的是,从土地摘牌到开工建设仅用了25天,形成了人才创业发展的“余姚速度”。

“还得关注很多细节,有时候一个细节决定一个人才的去留。”杭州未来科技城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会长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海外人才大多有报国情结,特别是40岁以上的,政府帮助他完成这个愿望有时比给予物质支持更有效果,更多的海外人才更看重创业创新生态和商业的成功。

政府对每个层次的需求都进行了严密论证,避免仓促决策造成资源浪费,并适时向海内外发布人才需求菜单,提升引才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回来时间不长的吴景晖博士创办了宁波创润新材料公司,落户余姚近两年,每谈及“年产250吨电子极低氧超高纯钛项目”投产,都会被余姚的魄力和远见感动。他当初深知此项技术的领先性和应用前景,所以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对他而言,创业的风险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迈出创业这一步很是不易。

1月9日,香港大学原校长徐立之被聘为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长、省政府参事。“来之不易,备感珍惜”,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办主任姚志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徐立之在分子遗传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被视为顶尖的专家级人才,2014年3月底卸任香港大学校长。他最终选择浙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浙江的人才创业创新生态。

为了规避“高、精、尖、缺”专家人才回国创业风险,在海外建立孵化器,就地依托海外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待优质创业项目在海外孵化成功后再引进省内园区平台加速发展。此时,创业者看到了项目前景,风险可控,创业信心得到了强化,创业团队回国创业自然成为最优选项。

在浙江,招才引智和引领升级转型不是简单的拉郎配,而是基于本业升级、对口嫁接、创新创业三个层次布局的现实考虑。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海外孵化器,政府不直接参与运营和项目遴选,而是委托海外优秀专业园区运营商代运营。政府给予政策性支持,对入孵人才和项目仅要求须符合浙江省产业导向,附加孵化成功后须来浙服务或创业的义务条款,然后任其在海外自由孵化。

通过调研摸底,浙江省认识到转型实际上是两个路径,一个是搞全新的项目,另一个是在本业上的提档升级,同时对转型有了决策参考依据,并最终形成了“立足本业升级”“不伤主业嫁接” “创新创业转型”三个层次的整体升级转型布局。

看上去似乎是余姚在“傻乎乎地砸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吴景晖后来才知道,余姚政府在和他接触过几次后,就对他和项目进行了了解,对吴景晖作了严谨的调查,并聘用很多专家对他的项目作了评估。

的民营企业家危机意识很强,对于升级转型早有动作,特别是通过人才来创新驱动发展。

对于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政府非常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政府不是随意地“拉郎配”,而是深入走访、调研摸底,提炼企业转型升级的真实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推介服务。

浙江省人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今,来浙江发展、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海外人才累计达1.2万余人,加上各类本土人才,浙江已成为创业创新人才高度集聚的省区。如此庞大的人才群体汇集于此,使得“浙江机会”的效应持续放大。

随后,又进入电力控制、轨道交通、环保等过程自动化领域,实现“产品硬件制造”向“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的转型升级,成为全球首家光伏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标志,进军新能源产业,从单纯“卖产品”向投资电站“收电费卖服务”转变。

现在很多海外回来的人才创业创新,已开始脱离单打独斗阶段,更注重团队作战。创业人才更清楚和熟悉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伙伴,放手由人才自由选择,政府主要是做好“店小二”即可。

江机会”的比较优势在于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尽可能把一些事务性工作交给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等民间机构或第三方。政府能为人才提供最好的服务就是当好“店小二”。海外高端人才引进来以后,政府就应像“店小二”一样全力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缩短适应期和磨合期。

“三个阶段的划分实际上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姚志文解释说,数量是基础,大量人才引进后,一方面形成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产业规划和布局,实际上是通过人才流修正政府既有的产业规划和布局;步入人才与产业的匹配度阶段后,则是强化落地、嫁接项目的可持续性,累积产业爆发力;人才精准定向阶段则意味着项目已基本形成产业化基础。这三个阶段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周期划分,有的项目进展很快,三个阶段在很短时间内即可完成,有的则需要更长时间。“科学划分,按规律办事,不急于求成。”

省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相对明显,本土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42个产业集群。全省283家上市公司中有232家民营企业,占全省上市公司的82%。

人才项目服务工作按照“无缝对接”的要求前置。省市县三级党委组织部门牵头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能科室合署办公,涵盖人社、人力资源、户口档案党员关系、外籍事务、培训、工商、税务、环评、消防、商务等社会化服务,资源经此整合后,效率大增。